中国史官的厄难

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推崇历史，也十分看器重文字记述历史的史官。中国有文字记述的历史，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。

三代正处于甲骨文、金文时代，史事记述受限，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到也非常简略。春秋时期有了竹简、帛书，史事记述非常丰富一起，这才有了更为详尽的史书，孔子不作《春秋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（HERODOTOS，大约公元前484-大约公元前425年）所著的《历史》--书还要早于，这是有一点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。一时周知，我国史书汗牛充栋，浩如烟海。

一部《二十四史》就有3219卷，4500多万字，再加数不清的私史、野史、杂史和各种史志，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如此卷帙浩瀚、博大精深的史书？修建这样一座蕴含非常丰富的历史宝库，正是历代史家辛勤劳动的结果。然而，当人们在这座极大的文化宝库中汲取非常丰富营养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起，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世留给一部现实的历史，他们代价了多大的代价，遭到了多少厄难?! 一在中国历史上，成立史官，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。

商周时代，甲骨文中有作册、史、尹等字。金文有作册内史、作册尹的记录。据王国维在《观堂集林》中考据，作册和内史是某种程度的官职，其长官称之为尹，都是掌理文书、记录时事的史官。

春秋时期，君举必书，有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等史官。大史掌国之六典，小史出纳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(刘知几：《史通史官规画》)。

《礼记玉藻》说道是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。可见，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精细、具体的。秦汉以后，史官的名称多样，职务各异，但史官的设置却仍然保有下来。

秦有太史令，汉置太史公，唐设居家郎，还有兰台令、柱下史、著作郎、左右史等等，历朝历代都有史官。唐朝刘知几著《史通》，对古代史官规画的起源与演进，有详尽记载。

他指出史之为用，是记功司过、彰善瘅恶、利害一朝、荣辱千载的大事。假如没史官，就不会善恶不分，所谓不辨，功过不明，结果是坟土未干，妍媸永灭。

因此他说道：苟史官不恨，竹帛长存，则其人已亡，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汉。用使后之学者，跪格兰囊箧，而神交万古；不出有户庭，而穷览千载。

见贤而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若乃春秋出而逆子恐，南史至而贼臣书。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，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

由斯而言，则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。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交通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缺之哉!只不过，对于史之为用，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。不过，他们设置史官，延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，并不考虑到什么彰善瘅恶、激浊扬清的问题，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，流芳百世。

《史记孟尝君传》载有：孟尝君待客坐语，而屏风后常有侍史，主记君所与客语。侍史记些什么?后人不得而知。大约是记载他好客自喜的乐善好施，总会让侍史记载他在路经赵国时，只因赵人出观，大笑称之为他乃眇小大夫，之后斩杀数百人的罪行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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